|
今天是“一带一路”国际日。12月2日，第四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召开。其中提到，要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建设，完善投融资多元化保障机制。 “一带一路”经济带是连接亚欧大陆的重要纽带，发展绿色投融资对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实现互利共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报围绕相关话题专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刘锦涛。
中国环境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绿色投融资方面面临哪些挑战？ 刘锦涛：“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推动全球合作发展的重要平台，不仅促进了经济、基础设施和贸易的联通，也为全球绿色转型与发展的未来方向作出了指引。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压力增大，各国对于绿色发展的需求日益迫切。然而，在推进绿色投融资方面，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面临一些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部分沿线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绿色投融资成本较高，而当地金融领域提供的支持也有所不足。通常绿色项目涉及新技术和长期回报，初始成本较高，较高的“绿色溢价”提升了相关行业市场投资的准入门槛，诸如可再生能源、生态修复等也需要较长的投资回收周期，受气候不确定性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较大，而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本市场还不成熟，金融机构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对绿色项目的融资审批也会更为谨慎。 二是在绿色技术和低碳发展的能力建设方面有所不足，跟不上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绿色合作水平。绿色投融资离不开先进的技术支持和专业化能力建设，但“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存在瓶颈，依赖进口高成本设备，增加了绿色项目的实施难度。部分国家缺乏绿色金融方面的专业人才和经验，无法高效设计和管理绿色项目或评估其风险与收益。同时，尽管绿色技术在国际上广泛应用，但知识产权壁垒和技术转移成本使得一些国家难以获得适用的技术方案。 三是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的部分沿线国家分布在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敏感区，面对较大的气候和环境风险，既提升了本国开展气候环境治理的成本，也增加了绿色项目实施的外部风险。如果面临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灾害，可能直接影响绿色项目的稳定运行。且绿色项目的实施可能与当地居民的土地使用、资源分配产生冲突，进一步加剧投资难度。 四是在国际合作中面临投融资协调难题。“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合作共赢，但在绿色投融资领域，一些沿线国家在开展多边合作的过程中可能面临一些障碍，比如绿色投融资涉及政府、企业、国际金融机构等多个主体，不同利益诉求可能导致合作进程缓慢。而部分国家对外资准入和资本流动有严格限制，国际投融资合作的便利性不足。此外，全球环境政策变化可能对绿色项目产生重大影响，增加跨境投资的不确定性，例如在今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上探讨了如何建立新的国际气候融资体系以替代之前的发达国家每年1000亿美元气候援助，这可能会彻底改变“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的绿色投融资布局。 中国环境报：您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带动市场力量向绿色低碳发展配置资源过程中应采取哪些举措？ 刘锦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是“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要有效引导市场力量，将资源从高污染、高能耗的传统行业转向绿色低碳领域，需要从政策设计、机制创新、市场工具运用等方面做出系统性创新： 一是明确本国的绿色低碳发展目标和路径，通过国家战略引导市场预期的方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尤其是绿色发展较为滞后的国家，应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制定绿色低碳发展规划，将其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明确短期和长期的绿色发展目标，平衡长期绿色发展与短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强政策协调，推动绿色低碳领域的国际合作，形成区域性的绿色发展愿景。 二是构建和创新金融机制，推动资本向绿色低碳领域流动。推动绿色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等金融工具的起步探索与发展，降低绿色项目融资成本。鼓励银行设立绿色信贷专营部门，创新绿色信贷产品，并提供低利率贷款支持绿色项目。逐步建立区域性绿色发展基金，为共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资本支持。在COP29启动全球双边碳交易协议机制的基础上，尝试建立和完善本国碳定价机制和碳金融市场。 三是加强技术创新，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应用，鼓励传统高能耗行业向低碳化转型，通过市场竞争优化产业链资源配置，推动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加强绿色供应链建设，推动上下游企业协同降低碳足迹，实现全产业链的绿色化。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动技术转移与合作，借助绿色技术交流平台，加大对清洁能源、节能环保技术、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绿色技术的研发投入，降低技术应用成本。 中国环境报：尽管近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可选择的投资项目上有一定难度，但部分共建国家和地区已通过合作共赢的方式实现突围。请您列举一下典型成果。 刘锦涛：近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绿色低碳投资项目上克服了资源限制、技术差距和市场准入壁垒等难题，通过合作共赢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一些典型案例展示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可持续发展潜力，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实践样本。 一是在新能源领域，“一带一路”倡议帮助部分国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实现了跨越式的进展。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是中巴经济走廊能源合作优先实施项目，也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首个大型水电投资项目，总装机72万千瓦，总投资17.4亿美元，平均年发电量约为32.1亿千瓦时，可满足约500万人的用电需求，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0万吨。埃塞俄比亚阿达玛风电项目，是该国的第一个风电项目，项目实施过程中培养了大量本地技术人员，为埃塞俄比亚风电产业奠定了发展基础。 二是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一带一路”为部分国家构建起了绿色互联互通的关键桥梁，提升了这些国家进出口和国际交流的便利度。例如中老铁路连接中国昆明与老挝万象，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交通基建项目，提供了低碳、高效的物流运输方案，截至2024年12月2日，中老铁路开通运营满3年，运输安全保持稳定，累计发送旅客超4300万人次、运输货物4830万吨。项目设计和建设中广泛采用环保技术和措施，沿线设置了多个野生动物通道，尽量减少对自然生态的影响。 三是在生态修复治理领域，“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显著提升了部分沿线国家的生态治理水平，建立了平衡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发展基础。例如连接东非第一大港蒙巴萨和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蒙内铁路在沿线实施了大规模生态修复工程，保护了包括红树林在内的海洋生态系统。 中国环境报：中国采用了哪些方式助力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国家的绿色投融资？ 刘锦涛：在硬联通领域，中国积极牵头“一带一路”绿色投资项目合作实践，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积极发挥资金支持、金融帮扶作用，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绿色投资是亚投行牵头开展“一带一路”经贸交流与合作的关键领域，绿色基础设施也被列为亚投行首个中期发展战略（2021—2030）的四大业务重点领域之一。2023年10月，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表示“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金融机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丝路基金，将新增约1000亿美元的融资，随后由中国生态环境部与中外合作伙伴共同发起设立的“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BRIGC）发布了绿色发展投融资合作伙伴关系（GIFP），引导绿色资金与“一带一路”绿色项目相匹配。 在软联通领域，中国积极开展绿色投资的标准化建设，例如中英共同发布的《“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IP）将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议题纳入到“一带一路”倡议之中，推进相关项目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标准化进程。通过政策支持、金融创新、技术输出和国际合作，中国在助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绿色投融资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 中国环境报：为更好撬动绿色投融资杠杆，您认为在完善投融资多元化保障机制方面应从哪些方面着力？ 刘锦涛：完善投融资多元化保障机制是撬动绿色投融资杠杆的重要路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一是进一步优化绿色财政激励政策，提供税收优惠、绿色信贷贴息等财政支持，降低绿色投资项目的初始成本、降低“绿色溢价”，提高投资吸引力。设立专项绿色发展基金，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绿色领域，分担投资风险，同时建立多部门协同机制，协调金融、环境、能源等领域的政策，形成政策合力。加强对绿色投资项目的环境风险监测与评估，确保资金投向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 二是创新绿色金融工具，推动碳市场、自愿减排市场与金融市场的协同发展。在全国碳市场进一步扩容、CCER自愿减排市场重启的基础上，鼓励金融机构开发与碳交易相关的衍生产品，如碳期权、碳基金，为绿色投资提供新渠道，并开发专门针对绿色项目的保险产品，例如环境责任险、气候风险险，为投资者提供风险保障。 三是拓宽多元化国际融资渠道，强化全球气候融资风险管理与保障机制。建立绿色投融资信息披露平台，增强项目透明度，降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投资风险，推动构建绿色信用评级体系，评估和管理绿色项目的环境和社会风险。 |
